"发声"不是媒体专利 媒介素养课程应向全社会开放

　　新闻界有句名言：“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这些年，撰写初稿的笔头越来越多，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们越来越低的信任感。

　　上个月，在美国普利策新闻奖颁布2019年奖项前夕，其官网将一篇题为“为什么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媒体？”的文章刊登在最显眼的位置，向读者发问。

　　文中援引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延续46年的调查，称在人人可以第一时间上传现场视频、发表自己言论的“透明”时代，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却在下滑。美国民众对媒体信任感从上世纪70年代的72%下降到2017年的45%。

　　除了美国大选等特定因素外，调查指出，这一趋势也与近年来大众媒体的爆炸式增长，博客、社交媒体的盛行有关。当过多表达态度和观点的文章、视频等肆虐网络时，人们会担心媒体不再遵循原先严格的报道标准。

　　这种现象在国内也并不罕见。“北大学子涉嫌弑母案”的犯罪嫌疑人被抓后，这起案件再度被热议，还充斥着无端猜测，例如母子乱伦、父亲出轨等。前段时间，17岁的少年从大桥上一跃而下的视频，更是未被打上马赛克，在网上疯转，甚至还有公众号文章有模有样地描述事发前车中母子对话的细节。这些报道在伤害被害人的同时，也以混淆视听的方式侵蚀着媒体的公信力。

　　追逐犯罪新闻是媒体和公众的天然兴趣。1987年，一位社会学者杰克·卡茨（Jack Katz）发表论文《什么让罪案成为新闻》指出，人们关注此类报道，主要是为了追求安全、规避风险。

　　30年后，发声已经不是媒体的专利，但这个方向并没有太多改变。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这种“发声”一旦被滥用，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

　　1个月前，新西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50人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凶手很懂得利用社交网络。在袭击发生的同时，其中一名凶手用头盔摄像头直播了整个屠杀画面，这段类似网络射击游戏的视频在Facebook和Youtube上屡禁不止。

　　在枪击案发生的后一天，社交网络Facebook称已阻止了120万次上传该视频的尝试，但即便拥有先进的人工识别技术，它依然挡不住另外30万个视频剪辑的狂轰滥炸——这些视频被屏幕前的看客重新剪辑、包装、上传，直到上线后才被识别删除。

　　这并不是恐怖主义第一次利用社交网络。2014年9月，伊斯兰国（ISIS）在网上发布的两名美国记者被斩首视频，也曾在社交网络疯狂传播。

　　《卫报》的一位编辑无奈地表示，当年9·11事件发生后，许多电视和报纸媒体选择放弃报道受害者从五角大楼坠落的视频和画面。但是“似乎没有人在2019年作出这些决定，人们拿起智能手机，可以迅速地上传和观看图像和视频”。

　　为了避免重蹈新西兰的覆辙，斯里兰卡复活节爆炸案发生后，斯里兰卡官方以防止传播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为名，暂时关闭了当地的社交媒体。但人们很快发现，禁止并未有效解决问题。人们互相了解、通知平安的路径被阻断，极端主义者依然可以找到渠道传播虚假消息，而这些消息都无法得到专业媒体的印证，只会进一步加剧恐慌和骚乱。社交媒体真正需要的是更好地监控仇恨言论，虚假新闻或煽动暴力，并让真正的严肃新闻价值得到显现，而不是因噎废食。

　　“大多数恐怖主义背后的无知和偏见在黑暗中滋生，并以偏执狂为食。谣言和阴谋在封闭的信息循环中茁壮成长。专业新闻经过交叉验证信息和提供背景，可以打破它们。如果记者选择保持沉默，那么阴谋家会填补空白，让沉默为他们服务。”《卫报》读者版编辑保罗·查德威克（Paul Chadwick）表示。

　　媒体报道犯罪新闻的意义，是为揭露罪行、为社会安全排除隐患。2019年普利策奖公共服务奖颁发给《南佛罗里达太阳哨兵报》，奖励他们通过10个月的努力，揭示了枪杀案如何在一所被认为是佛罗里达州最安全的学校中发生，并反映学校、当地执法官员和社会服务存在的漏洞。

　　在采访中，该报受到来自学校和官员的威逼利诱，学校指责该报为了赢得普利策奖而无所不用其极。一名学校董事会成员甚至语出讽刺，建议记者发布不准确的信息提高获奖几率。编辑部在发布获奖信息时表示，社区必须从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以防止这种恐怖事件再次发生。但首先，大家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可否认的是，当人们看到一则新闻，最先看到的是报道呈现出来的样子，而新闻工作者背后作出的努力难被知晓，因此也常常造成误解。今年1月，一伙武装分子对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纽约时报》发表的一张关于死者的图片，引起了某些读者的愤怒。他们写信给编辑部，反对将这些受害者的照片公之于众，一些信中措辞严厉地质问“如果你的家人在这其中，你会如何对待”。

　　为此，《纽约时报》读者部特地请出图片编辑梅格·洛兰（Meaghan Looram）来作回复。洛兰直言：一般而言，我们尽量避免发布有可被识别的受害者和不必要的血腥场面，如果它不是新闻的核心。但作为记者，这是我们记录暴力事件对世界影响的一个重要方式，如果完全避开这类影像，只会模糊恐怖主义造成的影响，让这些事件看起来与流血无关。

　　有时，放弃部分不适合报道或无法核实的信息，也是一种选择。制造新西兰清真寺恐袭的凶手除了在脸书上直播，还主动发布一篇具有煽动性的宣言书，《纽约时报》最初指派两名记者来研究这份宣言书。但在仔细阅读这些材料后，记者意识到这是凶手主动设置陷阱，让媒体通过报道帮其宣传思想。最后，他们选择放弃。

　　如今，在许多国家的中小学，“媒介素养”已成为一门课程。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可以分析真假难辨的报道，分辨观点和信息，并进行理性思考。

　　在我看来，这样的课程应该向全社会开放。此次去香港旅行，为避开汹涌的人群，我特地选择一个冷门参观景点——香港新闻博览馆。展览除了展示各类新闻事件外，更是让新闻工作者从幕后角度讲述一则新闻是如何突破、选择角度和报道。可惜这个博物馆隐匿于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上，参观者寥寥。但我相信，如果有更多这样的新闻博览馆开放，让公众有机会看到这些“历史初稿”背后的故事，也许能在自己的撰写上更加谨慎。